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闭关18天创作歌剧《江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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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22-08-09 12:22:19 来源:乐橙app下载官网 作者:乐橙app下载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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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红岩上红梅开,千里冰霜脚下踩,三九严寒何所惧,一片丹心向阳开……”在新中国几代人的眼里,没有哪个歌剧比《江姐》更熟悉,没有哪首曲目能比《红梅赞》更流行。

  1962年,我们国家刚刚经历了3年困难时期,许多人困惑:新中国该往哪里去?、社会主义好不好?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,阎肃想,能不能搞一个正面的、有力量的、有反响的戏,反映人的坚定信念和忠贞气节,为我们党提一提气,为人民鼓一鼓劲。当时,小说《红岩》在社会上反响很大,视死如归的江姐,智勇双全的许云峰,百发百中的双枪老太婆等栩栩如生的鲜活英雄形象,给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注入生机活力,激荡起人们无限爱国情怀。

  那时,阎肃刚刚创作完成独幕歌剧《刘四姐》,拿着稿费,和几个同事们到北京东来顺吃涮羊肉。酒过三巡,众人把目光转向阎肃:“咱今儿‘吃’完了‘刘四姐’,明儿呢?”阎肃被同伴一语逗乐:“我刚看过《红岩》,里面有个‘江姐’,排出来一定很有教育意义。”

  随家逃往重庆的流亡生活。在那里,他参加、闹学潮,与地下党组织的英雄们搞土改、清匪反霸,还去过歌乐山的“中美合作所”。他熟悉重庆的革命斗争历史、乡土人情和风俗习惯,的残暴统治、地下党员的英勇斗争坚定了他创作的意愿。

  阎肃越想越对劲,收拾起小说《红岩》,登上了去锦州妻子老家探亲的火车。在不足9平方米的小屋里,开始了创作之旅。他在愤怒中思索,在思索中前行,反动派烧杀抢掠的记忆在头脑中似电影一样一遍遍回放,家人的颠沛流离,敌人的残忍凶暴,人的忠贞不移,一幕幕、一场场,满腔仇恨和无限崇敬撞击心头。闭门18天后,《江姐》初稿完成。朝天门码头、华蓥山上、集中营里等等一幕幕场景,人物形象丰满丰富,情节感人动人。

  为了使《江姐》更加贴近实际,阎肃怀揣剧本和战友们两下江南,三进川东,走访了川东许多活着的地下党员和脱险的革命志士,采访小说《红岩》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,与江姐原型江竹筠烈士的20多位亲属和战友谈得声泪俱下,一起到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,感受人为了信仰不惜牺牲的坚贞与崇高。

  他看到了行刑室内特务折磨革命者的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,想起尖利的竹签一根一根钉进江姐10根手指时的惨烈……他胸口像是燃着了火一样地难受,夜里经常在一个又一个噩梦中惊醒,那种刻入骨髓、融入情感的生活体验,都融入了《江姐》的创作。

  “几度墨汁干,木凳欲坐穿。望水想川江,梦里登红岩。”经过两年精磨锤炼,对剧本和曲谱从头到尾整整修改了几十次,反复排练修改,最后连食堂的大师傅,听着排练厅传来的歌声,一边和面一边哼唱一边感动得流下眼泪。1964年9月,歌剧《江姐》一经问世,在全国公演后引起巨大反响一年间演出286场,数百家文艺团体同时上演。10月13日晚,在周恩来、朱德、董必武、贺龙、陈毅等陪同下,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歌剧《江姐》。看得很专注,这也是毛主席看过的唯一一部歌剧,第二天他便接见了剧组的同志们。年底,剧组准备去南方演出,再次鼓励:“我看,你们可以走遍全国,到处演,去教育人民嘛!”

  优美跌宕的旋律、饱含深情的歌声、生动逼真的舞美、气势恢宏的交响乐,《江姐》艺术地谱写了“中国歌剧史上最经典的革命浪漫主义英雄史诗”。

  像呵护孩子一样,阎肃毕生呵护着歌剧《江姐》,培育她枝繁叶茂。人们都说,阎肃塑造了江姐,更是江姐注解了阎肃,她艺术地展现了阎肃一生对党的满腔赤诚。

  “线儿长,针儿密,含着热泪绣红旗,绣呀绣红旗……”《红梅赞》、《绣红旗》、《春蚕到死丝不尽》、《五洲人民齐欢笑》……歌剧《江姐》中的这些经典唱段被几代人不断吟咏传唱、流传至今,同时,以江姐为题材的话剧、电影、舞蹈、京剧等也在不断涌现。《江姐》产生的影响,已远远超出一部歌剧所能带给人们的审美体验和心灵震撼,以江姐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人所展现的红岩精神,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,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  1964年9月,歌剧《江姐》在北京中国儿童剧场首次公演,就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。一时间,一百多个不同剧种的文艺团体移植上演,报纸半个版面的演出广告,多数是《江姐》,红红火火的场面可谓空前。

  从那时起到1965年10月,《江姐》为部队、党政机关、工厂、学校、及各地公演共257场,仅在北京连续演出26场,在上海演出43场,在深圳演出8场,场场爆满,排长队买票的观众顶着大雨不走;戏刚刚演完,观众潮水般涌向台口,争相目睹演员风采。在深圳演出期间,8000多香港观众专程前往观看,香港《文汇报》、《大公报》和《新晚报》也刊登了很多文章和图片评价这个歌剧。

  1964年的上海影剧院,精彩纷呈,每天正常演出的剧团保持在三四十个,在当时上海人的欣赏水平是比较高的。为迎接1965年元旦,上海各大剧团也相继推出了至今依然闻名遐迩的剧目,如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红灯照》、《芦荡火种》(京剧《沙家浜》的前身)等。《江姐》在上海能不能赢得观众,面临考验。但《江姐》在上海一亮相,就引起了轰动。据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65年1月汇编》称,歌剧《江姐》演出收到了震撼人心,轰动全城的艺术效果。上海电视台打破历史最高记录,一个月内连续五次播放歌剧《江姐》实况录像。与此同时,上海电台以转播、教唱、选播、音乐编辑等方式播放《江姐》多达29次近35小时,虽然盛况空前,但仍远远不能满足观众要求,数百封来自民众的点播信,代表成千上万的观众和听众,要求重播歌剧《江姐》。《文汇报》用整整一页的篇幅刊登了《江姐》的歌词选辑,该报在编后记中对剧本评论到,“好的剧本,离不开好的语言。《江姐》的语言写得非常好,特别是他的歌词,句句抓人,语语珠玑,看起来,引人入胜,读起来,琅琅上口,唱起来,铿锵入耳。把这些歌词当成独立的篇章来看,可颂可读,是文学性很强的诗词创作……这些歌词又是通俗易懂的。它运用了旧诗词,但谁也不觉得晦涩难懂。明白如话,而意味无穷……”从1964年11月19日首场招待演出开始,到1965年1月5日结束,《江姐》共演出43场,场场爆满,观众达71800多人次。演出期间,有几天下着小雨,但观众热情不减,买票的队伍绵延长达1公里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拍摄出版了《江姐》的摄影图片;中国唱片社灌制了《红梅赞》、《绣红旗》等精彩唱段。

  有条件的剧团纷纷登门取经,调集精兵强将,购置服装道具,开始了排练,据《文汇报》的统计数字,从外地专程赶来上海,向空政文工团取经的剧团,先后有32家。从1965年1月1日开始,南空文工团、上海越剧院、出新越剧院、上海市人民沪剧团、上海实验歌剧院先后在沪上演了《江姐》。前后6家剧团在同一城市同演一个剧目,时间长达两个多月,形成了我国戏剧界罕见的文化景观。当时,武汉有7个剧种11个剧团学习或移植了歌剧《江姐》进行演出,上海有6个剧团同城演出,32个剧团在空政文工团在上海演出期间前来取经。在南京、上海等地一炮打响后,从1965年1月17日起在广州最好的戏院——南方戏院,先后为广州市驻军及中南局、省、市党政机关演出4场,观众达4000多人,从21日开始正式公演,产生轰动。

  1月23日,中国京剧院一团在广州市东乐戏院公演京剧《红灯照》,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均对《江姐》和《红灯照》进行了转播,广州戏剧界更是将两部剧放在一起,召开座谈会,讨论如何向《江姐》剧组学习,搞好戏剧改革。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在座谈会之后,于1965年1月29日,在《羊城晚报》上发表长篇文章《为什么我们没有江姐这样的戏——歌剧江姐观后自省》。她写道,“《江姐》我一连看了两遍,还嫌不够。……《江姐》是个好戏,是个使我深深激动的好戏。但是,它使我激动的,显然还不仅是它本身的成就,而是因为这些成就促使我想起了我自己,想起了我们粤剧院、粤剧界。希望粤剧界的同志们把《江姐》的编演当做一面明镜,照照我们自己,改变现状,急起直追!”一时间,《江姐》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超过了《红灯照》、《沙家浜》等京剧“样板戏”,而且至今广为流传。

  1977年,“”粉碎后的第二年,空政文工团复排《江姐》;1979年,《江姐》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搬上银幕;1984年,《江姐》首演20周年,空政文工团第三次排演《江姐》;1991年,为庆祝建党70周年,空政文工团第四次排演《江姐》;2007年10月,空政文工团第五次复排的歌剧《江姐》,应邀在国家大剧院演出,场场爆满。几十年里,《江姐》先后5次复排,每一次阎肃都站在一线,不断丰富歌剧时代气息,丰满戏中人物形象,上演几百场,场场引起轰动。《江姐》从创作公演,到五次复排,半个多世纪经久不衰,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,创造了中国歌剧史上的奇迹,成为民族歌剧不朽经典。

  阎肃成功创作歌剧《江姐》并非偶然,他多次去过歌乐山、渣滓洞,自愿七天七夜“蹲大牢”体验生活。有人说,阎老是一位“上过殿堂、蹲过牢房”的艺术家。1962年和1966年,为了创作歌剧《江姐》和京剧《红岩》,阎肃三下江南、两度入川,到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。

  为了切身感受革命者当年在监狱中的遭遇,阎肃主动提出去渣滓洞监狱里面体验生活,他让工作人员给自己带上沉重的脚镣,双手被反铐着,让人把自己关进了一间黑咕隆咚的牢房里,体验坐牢的滋味,整整一个礼拜。《红岩》的作者罗广斌当监狱管理者,有人充当行刑队,每个人都戴上手铐,每个人编上号,阎肃是3841号。把手反铐上,戴上脚镣,脚镣很重,碰到踝骨那是钻心的疼,吃饭、睡觉都不解开,走路,得把脚镣抡起来。门口不停地有群众参观,边走边议论,关在里面体验生活的创作者都成了游客参观的景物。晚上还有坐老虎凳的,拉出去“枪毙”的,枪毙完了开追悼会,在监狱里面,饱含真情地高唱《国际歌》。一切按真的进行,切实体验革命志士的顽强抗争。

  那7天7夜,他感受到了铁窗内失去自由的痛苦,不让说话,不准抽烟,不许乱走动,三餐吃的是监狱里用木桶装的菜糊糊,夜里睡的是地上发了霉的草垫子。那7天7夜,他看到了特务用来折磨革命者的各种刑具,想起10根尖利的竹签一根一根钉进江姐手指时的惨烈,为了体验上大刑,他还真的上了一回“老虎凳”,当捆绑的脚下加到第二块砖时,他两条腿的筋都快要绷断了……

  那种刻入骨髓的“炼狱”生活,使他在进行创作时,一次又一次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,他笔下流出的,字字是泪、句句是血,活生生的江姐就这样被他搬上了舞台,让千千万万人为之震撼!

  阎肃创作完《江姐》后,把稿子带回北京,音乐创作的重任便落到了羊鸣、姜春阳、金沙的身上。羊鸣统管音乐总体规划和设计,并负责写江姐和沈养斋的唱腔;姜春阳重点写甫志高和第二场的唱腔;金砂是四川铜梁人,1940年考入国立音乐学院,熟悉四川风情和民间曲调,便将具有四川特色的人物、场次中音乐和唱腔都交给了他。三位音乐大师使出了浑身解数,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,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的创作之中。

  曲子写完了,剧本该露面了。文工团召开了《江姐》第一稿剧本审查会,陆友主持会议,由阎肃念剧本,羊鸣、姜春阳、金沙三人唱。三个作曲的唱得也挺得意,摇头晃脑的,还带着表情和手式,自我感觉良好。没想到……没想到几位领导光摇头,不点头,都不太满意。

  这几位领导可都有来头。政委陆友是延安鲁艺音乐系第二期学员,他的系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吕骥。团长黄河是歌剧《董存瑞》作曲者之一,副团长牛畅是歌剧《王贵与李香香》作曲者之一,副团长刘敬贤是歌剧《王秀鸾》作曲者之一。他们在音乐方面都是专家,认为既不像川剧也不像民歌,全部否定。会议结束时,陆友作了一个结论:“剧本还要修改、这一稿的音乐全部作废!太肤浅,不行,一个音符都不要!推倒重来,重新生火,重新另写!”一瓢凉水从头浇到脚,几位作者都不吭声,蔫了。阎肃写的剧本基本上站住了,可以慢慢修改。音乐却被来了个全盘否定。歌剧是要唱的,如果不唱,光照剧本念,那就叫话剧了。歌剧团岂不成了话剧团。搞音乐的着急了,三位音乐家骤然感到压力倍增,心急如焚。

  经过反思后,羊鸣意识到,要搞好歌剧《江姐》的音乐创作,使歌剧《江姐》得到更多观众的认可,必须到各地采访学习,向地方戏学习,向民间学习。于是,振作精神到全国各地去采风,一去就是半年。他们博采众家之长,先后到浙江、上海、河北等地,并3次入川,学习了京剧、河北梆子、川剧、越剧、沪剧、婺剧、评剧等剧种和四川清音、四川扬琴、金钱板、杭州滩簧等民间说唱音乐。除了搜集音乐素材,还学习民间乐器的使用、乐队的组成,充实创作思路。在创作过程中,他们把民族风格、民族语言的抑扬顿挫和表现乡土风情的韵律结合起来,融合自己的音乐素养,多次推敲、反复琢磨,不厌其烦地修改,最终圆满完成了歌剧《江姐》的音乐创作任务,后来,被文艺界称为“民族音乐的瑰宝”。

  回忆起《红梅赞》音乐的创作过程,羊鸣说:“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主题歌,我们先后写了八个不同版本,最后一稿出来,都怕不能被传唱,改了二十多遍仍很担心,不知道这样写到底行不行。但定稿不久,空政文工团原驻地——灯市口同福夹道大院里,演员唱、孩子唱,连食堂的大师傅也边和面边唱‘红岩上红梅开……’,我们心里就有了底,这首歌肯定能流行!”

  歌剧《江姐》的唱段中,除了《红梅赞》,还有《绣红旗》的旋律被广泛传唱,金砂用细腻深沉的笔调,写出了这首如掏自肺腑的内心独白般歌曲的初稿。前后经历了两年多,剧本四次更改,音乐反复加工。直到公演,掀起了一股“红梅热”。一曲《红梅赞》传唱50多年,经久不衰,深为广大群众所喜爱,这无疑与当时音乐上的精益求精分不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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